相比于素卜哈·帕夏的顺风顺水，他的同僚艾西木·帕夏出使罗马的教皇国，这是破冰之旅，真的是度日如年！
他运气不好，罗马城里可没有象毕加索伯爵那样的带路党啊！
就算有，众目睽睽，只要一和艾西木·帕夏接触，大帽子扣过来，就成了异端，谁还敢为他出面。
艾西木·帕夏的境遇和素卜哈·帕夏相比是截然不同，无人上门！
他到达罗马之后，入住宾馆，只是一个低级别的办事人员上门了解了一下情况，拿走了他的呈文，就冷淡地道：“候着吧！”
之后十数天，竟再无一人上门，艾西木·帕夏只能老老实实呆在住处，哪都不去。
他不出去是对的，他的随员去采买物资，所到之处，尽遭白眼，无人答理。
“奥斯曼人？不认识！”有人冷笑道。
“价格太高？爱要不要！”白皮们哪怕是小摊贩，都是态度恶劣，更不用说那些神职人员。
听到随从回来的禀报，丢尽面子，艾西木·帕夏没有动气，他完全能够理解对方这样的态度：二百多年来，奥斯曼人与欧洲人杀来杀去，杀得仇恨深似地中海，现在上门求和，岂不是晚了点，早干嘛去了？
教皇国这边形势与西班牙不同，现在的西班牙与上世纪的西班牙又不同，上世纪的西班牙正处于全球日不落帝国状态，牛气哄哄，奥斯曼人上门只会招致他们的羞辱。
现在西班牙很现实，素卜哈·帕夏才能顺利。
而在教皇国对奥斯曼人深恶痛绝，对中国人的恶感不多，毕竟中国人没有屠杀过白皮，打下白皮城池，对俘虏都是礼送出境，还派军舰护航，提供补给，让他们平安地回到基督的土地，做得很是地道，从而两中华在罗马教廷圈粉，认为中国人大有骑士之风。
并且两中华还是允许传教的，小耶教在印度的果阿、孟买这些前白人殖民地，现东南国殖民地依旧流传，中国人不作干涉，在大明澳门，虽然大明已经收回澳门，但是小耶教不受影响，以及马尼拉，那里有许多白人留下来，教堂巍然屹立。
这三个地区，正是白皮在中国的聚居地，教堂从没遭遇过拆迁。
相比之下，奥斯曼人才是心腹之患，血海深仇。
他们在欧洲大量强征小耶教教徒参加奥斯曼军队，让他们去杀基督徒，干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，可谓是丧尽天良！
如今中国人打上门来，最好让中国人把他们杀光光，同时，我们借机收复失地，尤其是收回千年之都---君士坦丁堡！
持这种态度的人在罗马教廷的不是少数，而是大部分人的心声，教皇不可能忽视这样的情绪，尤其是现任教皇亚历山大七世，更是倾向于中国。
亚历山大七世，罗马天主教史上239位教皇。最开明的教皇之一、宗教信仰方式的改革家和天主教本土化的先驱。
1656年(中国新明11年)3月23日，亚历山大就天主教在华教会自1628年嘉定会议以来长期存在的宗教礼仪之争发出敕谕，在充分肯定了天主教东方传教团在华传教的策略的同时，并宣布中
国信徒可以参加祭祖敬孔礼仪。
在以前，小耶教由于一神教的原因，要求信徒只拜小耶一人，其它的什么都不能拜。
神在上，王在下，白皮们见神是双膝下跪，见王则是单膝下跪，甚至是鞠躬了事。
这样一来，对于讲究天地君师亲的中国信徒来说，就犯了难。
中国人可是在皇帝的管治之下，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，率土之滨，莫非王臣！
见了皇帝不下跪，是为大不敬！
你想造反啊？！
双亲在上，不跪，是为不孝！
读圣贤书出仕不拜孔圣，是为忘本！
因此小耶教在中国，必须“与时俱进”，实行本土化，才有利于传播。
亚历山大七世开明，从善如流，允许中国信徒见帝王必拜，参加祭祖敬孔礼仪。
也一定程度上，说明了亚历山大七世看得起中国，认识到中国强大的力量，也不得不实行本土化。
这是对中国传教的特批，换作是非洲的黑叔叔说他们想要这要那，要教皇陛下修改某条教义看看？别说教皇有没有见到他们所请，其他的白皮分分钟教会黑叔叔们跪下来唱征服。
教皇偏向中国，大家又不喜包头佬，眼看艾西木·帕夏的任务要凉。
但在教廷中还是有明白人。
红衣主教埃利亚·罗本来自威尼斯共和国，与威尼斯上层联系紧急，清楚到奥斯曼帝国遇到了什么样的敌人，那是比蒙古人还要凶恶的敌人！
亦清楚威尼斯给予了奥斯曼人大量的贷款，如果奥斯曼人失败，贷款收不回来，威尼斯就有灭顶之灾了！
于情于理，都得帮助奥斯曼人，而不是坐视不理。
他在与其他主教们觐见亚历山大七世时，向教皇提出请求道：“(对教皇的尊称)，奥斯曼人的使节到来已经两个星期了，我们对他所请，礼貌上应该有个交代，礼不可缺。”
马上有人跳出来，愤恨地道：“交代，他们何时给了我们交代？”
说话者是来自奥地利的红衣主教海廷加，奥地利身处抗击包头佬的一线，与包头佬杀得最为激烈，眼下奥斯曼人落难，他最是高兴不过。
至于救援奥斯曼人，行啊，伊斯坦布尔陷落之日，就是欧洲大军“救援”奥斯曼人之时！
罗本主教并没与他争论，也没